忘塵觀

都

無所謂



從胡適《容忍與自由》一文反省台灣社會     


   

　台灣社會近年來焦躁不安，自前年兩岸服貿協議送立院審查後，更趨嚴重，去年三一八學運猛然而至，反核抗爭隨之而起，圍警局、反風力發電、反自由經濟示範區風起雲湧，一時之間各部會經常成為被路過、占領的目標，致使經濟部大門深鎖半年後才重新開放。社會的浮躁，實為台灣經濟發展的一大隱憂。

然而，這股焦躁不僅見諸立院及街頭，網路上更是風風火火，每有議題必有來自網路舖天蓋地的漫罵，加以媒體放大檢視，其間就事論事者固然有之，借理逞怨者也所在皆是，苛薄狂論匯成滾滾洪流，沛然莫之能禦。不論是總統、政治人物、宗教領袖、明星藝人，一旦成為洪流淹沒的對象，那將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。

遠的不提，就以近期慈濟因內湖園區開發案遭圍剿為例，一時之間這個曾是台灣引以為傲的慈善團體，竟成了一無是處的組織，例如為讓善款保值竟被斥為投資邪惡基金，資源回收則被說成搶奪拾荒者的生計，連在台南辦學也遭抨擊享受特權，值此之際，願挺身而出講句公道話的人少之又少。

再如近期藝人李蒨蓉一家參觀阿帕契直升機一事，連日來罵聲四起，揶揄嘲諷俯拾皆是，有人批評其無知，有人罵她白目，更有人指控她侵害國防機密，影響國家安全，還有種種不堪入耳的話，然而易地而處，在部隊同意參觀及攝影下，有誰會想到此舉已危及國家安全？多數人一定會認為部隊長官同意了肯定就沒有問題。今天不少人事後諸葛，嚴辭批評李蒨蓉，但反躬自省，自己真的那麼了解國安的分寸嗎？平日真的這麼遵守法紀嗎？

我們認為，那些懂國家安全的軍人在此一事件自然是難辭其咎，但台灣渙散的又何獨軍紀，法紀不也是如此嗎？君不見大台北河堤公園皆有樹立禁止放煙火、烤肉的告示，彰彰明甚，但有誰把它當一回事？濱江街旁松山機場管制區告示牌上明明寫著禁止攝影，但長期以來卻是台北人假日看飛機拍照的熱門景點，警車巡邏至此也不以為意，如此有誰會覺得這是違法？

質言之，長期以來台灣社會並沒有恪遵法規的文化，遑論近年兩岸關係日趨平和，敵我意識漸趨淡薄，由是而小民百姓疏忽國家安全，孰令致之？而以此苛責李蒨蓉，未免太過。近日漫天蓋地的批評，批評者彷彿充滿國安意識，果真這些人對軍紀如此之尊重，對法紀的服從自然也不應該例外，不知他們是否也從未在機場管制區拍過照，在河堤烤過肉或放過煙火？

國家的法規及軍紀自然應該遵守，如今台灣社會缺乏這種自我約束的文化，必須加以改正，然則風俗之厚薄奚自乎？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。而這一二人自非如李蒨蓉這樣的小民百姓，也非那些夸夸其談的名嘴，而是握有公權力的行政官員。如果官員平素不盡力維護法紀、軍紀，偶爾回神就要以法紀、軍紀入人於罪，真可謂不教而殺，這絕非一個文明政府該有的作為。

台灣浮躁的人心起自於立院的杯葛漫罵，形之於名嘴的數黑論黃，如今已擴散至網路的圍剿成習、苛薄成風，台灣社會的理性正一點一點流失，焦躁卻與日俱升。面對問題，耐心理解的人愈來愈少，群起附和的人愈來愈多。這一陣子反服貿、反核四、反示範區、嘲諷馬總統、叱責慈濟、揶揄李蒨蓉，此起彼落，議題容或不同，但漫罵裡頭所沸騰的血液卻是一樣的。這樣的浮躁於個人有害，於國家社會之為害更烈，台灣倘不能回歸敦厚的人心、容忍的美德、恪守法紀的文化，最後恐怕只會在浮躁苛薄的漫罵中自我銷熔。

胡適曾於民國四十八年的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表《容忍與自由》一文，他說：「年紀愈大，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，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，沒有容忍，就沒有自由。我現在常常想，我們還得戒律自己：我們若想別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，我們就必須先養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。」此文雖寫於五十年前，有當時的時空背景，但如今讀來仍如暮鼓晨鐘，發人深省。台灣一切的焦躁浮動，皆來自於缺少容忍別人的度量，如此社會浮躁下必將使得階級更加對立，社會凝聚力日漸流失；缺少這個容忍互信的社會資本，就算凱因斯、亞當斯密再世，也救不了台灣的經濟。

在法律之下，對違規者不應姑息，但在思想、政治及社會議題的見解上必須有容忍的度量，絕不可恣意以苛薄言語加諸於人。容忍不是姑息，而是凝聚台灣社會資本的敦厚文化，沒有這個文化，台灣很難成為文明進步的國家。我們還是以曾國藩所言來做為結語：「風俗之厚薄奚自乎？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。」希望所有擁有權力的人能對此深切反省，並為台灣社會盡上一份心力，則國家幸甚，社會幸甚。